中國幾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“八景”文化。燕京八景、關(guān)中八景、洛陽八景、南京八景、羊城八景、香港八景，年輕點的城市像深圳，也有深圳八景。

無論“老八景”“新八景”，“八景”之謂，已約定俗成，它以詩畫為載體，融合特定地域的風物景觀，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意象。那么，“八景”文化，究竟源自何處，始于何時？

中華書局《永樂大典方志輯佚》稱：“八景之作，始自瀟湘。”根據(jù)傳統(tǒng)說法以及新版《辭源》的“瀟湘八景”條目，均以北宋沈括的《夢溪筆談》為權(quán)威出處：“度支員外郎宋迪，工畫，尤善為平遠山水。其得意者，有‘平沙落雁、遠浦歸帆、山市晴嵐、江天暮雪、洞庭秋月、瀟湘夜雨、煙寺晚鐘、漁村夕照’，謂之‘八景’，好事者多傳之。”

宋迪為北宋畫家，洛陽人，好作山水，其生卒年份不詳，與蘇軾、司馬光、周敦頤等同時代，《瀟湘八景圖》便是其代表作。自湘江上游起，“瀟湘八景”依次為：永州的瀟湘夜雨、衡陽的平沙落雁、南岳衡山的煙寺晚鐘、湘潭昭山的山市晴嵐、長沙橘子洲的江天暮雪、岳陽湘陰的遠浦歸帆、岳陽君山的洞庭秋月，只有漁村夕照位于沅江流域桃源縣的白鱗洲，與桃花源景區(qū)隔江相望。

八景，以八為數(shù)，以四字名，不管歲月流轉(zhuǎn)，物換星移，這種命名組合方式，延續(xù)900多年至今。

在長沙大西門外，曾有一座“八景臺”，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間（1056－1063），遺址位于橘子洲湘江大橋東引橋附近。八景臺臨湘江而立，在當時絕對稱得上文旅策劃的頂流。八景臺上摩畫著宋迪的“瀟湘八景圖”，引來無數(shù)文人墨客登臨題詠，盛極一時。米芾為“瀟湘八景”題寫組詩，南宋寧宗皇帝趙擴還用朱紅御筆抄寫“瀟湘八景”組詩，“瀟湘八景”自此聲名遠播。元代詩人歐陽玄《登八景臺》這樣描述：“山幾重兮水幾重，晴嵐夕照有歸鴻。瀟湘八景丹青畫，盡在高臺指顧中。”八景臺后于清乾隆年間荒廢，但遺址尚存，近年來，長沙民間社會一直有重建八景臺的呼聲。

宋迪只是一個開始，此后《瀟湘八景圖》被歷代畫家訴諸丹青，反復摹畫，逐漸成為中國山水畫的經(jīng)典母題。南宋畫家牟熙、夏圭、釋玉澗、王洪作《瀟湘八景圖》，元代張遠繪制《瀟湘八景圖》，明代書畫家文征明一生創(chuàng)作題材最多的也是《瀟湘八景圖》，可惜大多數(shù)作品都流散海外。

在宋元時期，中國與海外的交流加強，《瀟湘八景圖》以各種形式傳入日本、韓國。據(jù)說當時“瀟湘八景”在日本普及程度之高，就連小學生有時候都要學，作文課學寫詩，老師出個題目都與“八景”有關(guān)。日本人還仿照瀟湘八景的范式創(chuàng)作了博多八景、近江八景、金澤八景、江戶八景等等。

明清時期的中國，大至一城，小至一個氏族聚落地，也熱衷于定義各地的八景，“內(nèi)八景”“外八景”“新八景”這些形式多樣的八景稱謂，一時間如山花般爛漫開來。

讓人疑惑的是，“八景”濫觴所出，為何是瀟湘，而非別處？自兩漢以來，瀟湘總是和貶謫流放、去國懷鄉(xiāng)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左遷流寓者前赴后繼，當仁不讓地成為瀟湘山水的文學代言。

屈原行吟湖湘而作《離騷》《九歌》；賈誼謫居長沙而賦《鵩鳥賦》《吊屈原賦》；張說謫守岳州，與洞庭山水相互成就，收獲“詩人宰相”美名；柳宗元永州寫下《永州八記》等名篇，開中國游記散文之先河。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王昌齡、劉禹錫、范仲淹、蘇軾、秦觀、米芾、馬致遠、李東陽、文征明、王夫之、鄭板橋……他們或仕宦或貶謫或游覽于此，他們或謳歌瀟湘山水之清絕，或闡發(fā)思古之幽情，或書寫懷才不遇之感喟，用生花妙筆為瀟湘山水點染傳神。僅《全唐詩》《全宋詞》兩部合集中，“瀟湘”一詞就出現(xiàn)858次之多。

“揮毫當?shù)媒街?，不到瀟湘豈有詩。”南宋詩人陸游一聯(lián)佳句，已足見瀟湘山水的魔力。寄情于物，托物言志，顯然，瀟湘八景已經(jīng)超脫了具體物象，對于創(chuàng)作者來說，瀟湘八景的畫意詩情，也不只停留在瀟湘山水的視覺寫照，而是展現(xiàn)自然、隱逸以及怡然自得的生命狀態(tài)。

古代的瀟湘八景，就像一個海市蜃樓般的審美意象，縈繞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。也許，這就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，一種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文化力量。

原標題： 天下八景始于瀟湘